若干年后，人們回想2017年春天，仍然難以忘記的一件大事，將是河北雄安新區的設立。
這是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作出的一項重大的歷史性戰略選擇，被稱為“千年大計、國家大事”，也必將成為中國創新治理歷程中濃墨重彩的一筆。
實際上，雄安新區已經是中國第19個國家級新區。從1992年10月上海浦東新區成立，到2017年4月雄安新區橫空出世，國家級新區25年的發展，為中國的改革開放增添了動力，成為了為中國經濟增長的重要引擎。
引領經濟發展
契合戰略空間
國家級新區，是由國務院批準設立，承擔國家重大發展和改革開放戰略任務的綜合功能區，其總體發展目標、發展定位等由國務院統一進行規劃和審批。所以看待國家級新區，不能局限于一時一地。
將25年來國家級新區獲批成立的時間串聯起來，會發現這是一個從加速再到趨緩的過程。從上世紀90年代唯一的國家級新區上海浦東新區成立后，時隔14年，第二個國家級新區天津濱海新區才獲準成立。2010年(重慶兩江新區)、2011年(浙江舟山群島新區)各有1個國家級新區獲批，2012年有2個(蘭州新區、廣州南沙新區)。2014年，國家級新區獲批復速度加快，連續兩年分別批復了5個：2014年，陜西西咸新區、貴州貴安新區、青島西海岸新區、大連金普新區、四川天府新區；2015年，湖南湘江新區、南京江北新區、福州新區、云南滇中新區、哈爾濱新區。到了2016年速度回落，該年批復了2個(長春新區、江西贛江新區)。2017年至今批復1個(河北雄安新區)。
這一變化，不能不說與中國的經濟發展速度有著密切關聯。在浦東新區成立的1992年，中國的改革開放政策已經實行了14年，在經濟發展上有了新的努力方向，更有了使不完的干勁，也取得了不錯的發展成績。當年，中國GDP增長率驚人地超過了14%，GDP總量出現在了世界20大經濟體的榜單中。進入21世紀后，中國的經濟增速一直保持高位。到2010年，也正是第三個國家級新區成立的年份，中國的GDP總量首次超越日本躍居世界第二位。可以說，在2014年前成立的6個國家級新區既為中國經濟的高速發展起到了引領作用，同時又享受了中國經濟騰飛的紅利。
而這6個早期設立的國家級新區，在地理位置上多偏重于直轄市、沿海、沿江的地區，包括上海浦東新區、天津濱海新區、重慶兩江新區、浙江舟山群島新區、廣州南沙新區。只有2012年8月成立的蘭州新區身處西部內陸。
到了2013年，在12月的中央經濟工作會議上，習近平總書記首次提出了“新常態”的概念，指出要既防范增長速度滑出底線，又理性對待高速增長轉向中高速增長的新常態。2014年11月9日，習近平在亞太經合組織工商領導人峰會開幕式上的演講上又指出，中國經濟呈現出新常態的特點包括：從高速增長轉為中高速增長；經濟結構不斷優化升級；從要素驅動、投資驅動轉向創新驅動。這一深刻揭示了中國經濟發展新變化的判斷，使得2014年以后增設的國家級新區承擔了更多帶動區域經濟發展、促進區域經濟創新轉型的責任。
這一認識的轉變，也使得國家級新區在地域分布上，清晰地呈現出了從東部向西部、中部、東北部擴散的趨勢。2014年以后成立的國家級新區更多位于中西部、東北地區，旨在激發更多內陸地區的經濟活力。比如西咸新區、貴安新區、天府新區、哈爾濱新區等。同時新建新區也與國家的空間開發戰略契合，比如在長江經濟帶上的有南京江北新區、江西贛江新區等。而最新成立的河北雄安新區，則無疑是促進京津冀協同發展的重要一步。目前，國家級新區是東部8個、西部6個、中部2個、東北地區3個。
輻射區域發展
謀劃長遠布局
國家級新區因為在轄區內實行更加開放和優惠的特殊政策，被鼓勵進行各項制度改革與創新的探索工作，堪稱“寵兒”。
大多數新區成立后經濟發展增速驚人。上海浦東新區成立20余年來，GDP增長了50多倍。天津濱海新區的GDP則從2006年的不到2000億元，到2016年突破了1萬億元，成為國內首個GDP過萬億元的國家級新區。2016年數據顯示，大多數國家級新區經濟增速領先所在省(市)平均水平。同時，新區的財政收入、固定資產投資、進出口、吸引外資等主要經濟指標均保持快速增長。
但國家級新區僅注重發展自身顯然是遠遠不夠的，其更應該成為帶動區域發展的“排頭兵”，成為引領區域的增長極，為區域發展帶去輻射效應。如上海浦東新區對長三角、東南沿海及沿江的經濟增長都有不同程度的帶動作用。重慶兩江新區，對重慶整個地方的經濟增長和發展的帶動作用十分明顯。最新成立的雄安新區，定位也非常明確：打造北京非首都功能疏解集中承載地。針對其帶動區域發展的規劃，習近平強調指出，雄安新區要發揮對冀中南乃至整個河北的輻射帶動作用，促進城鄉區域、經濟社會、資源環境協調發展。
目前，19個國家級新區分布在各個區域經濟帶，完全有能力形成聯動效應。中國社科院研究所研究員徐逢賢認為，現階段國家級新區的部署已基本完成，也就是說國家級新區所肩負的帶動區域經濟的任務已基本分配完畢。雖然還有一些地區想要申請，但由于國家級新區享受眾多優惠政策，如果盲目批復可能會造成資源浪費，反而適得其反，影響經濟的協調發展。
2016年《中共中央國務院關于進一步加強城市規劃建設管理工作的若干意見》發布，其中即要求“嚴控各類開發區和城市新區設立”。此后，國家級新區增設速度也隨之減緩。可預見的是，接下來國家對于國家級新區的批復仍將慎之又慎。
除了嚴格按照區域發展規劃控制批復，國家級新區的健康發展還有一些需要注意的問題。2015年，國家發改委、國土資源部、環保部、住建部聯合發布了《關于促進國家級新區健康發展的指導意見》，其中指出，“部分新區仍不同程度存在著規劃執行不嚴、土地等資源節約集約利用程度不高、產業競爭力不強、體制機制創新不足等問題。”
要解決這些問題，地方政府轉變管理觀念是先決條件。廈門大學經濟學院副教授丁長發認為，比如一些地方政府就應轉變從前在新區以房地產帶動經濟發展的觀念，“不能用兩三年這樣的時間節點來衡量”。像新成立的雄安新區，能反應迅速地嚴厲打擊土地、房地產領域的違法犯罪行為，對炒房炒地、圈地囤地等行為保持嚴管、嚴打高壓態勢，即為國家級新區長遠健康的發展作出了良好示范。
傳承創新精神
成就全國表率
國家級新區，重點在“新”字。“改革創新、先行先試”，是國家級新區健康發展的基本原則之一。在中國步入經濟發展新常態的時期，要繼續保持國家級新區的發展優勢，使其真正成為盤活全國經濟的關鍵棋子，就需要激發其創新活力。
《關于促進國家級新區健康發展的指導意見》中29次提到“創新”。從發展戰略看，要強化科技創新驅動，發揮新區集聚創新資源的優勢，壯大創新創業人才隊伍。從政府管理職能看，要加大體制機制的創新，創新整合行政管理職能，以提高行政服務的效能。從區域合作看，要積極創新合作模式，增強新區的輻射帶動能力。所謂“茍日新，日日新，又日新”，唯有牢牢抓住“創新”這一關鍵，國家級新區才能站在潮頭。
1992年上海浦東新區的設立，得益于大膽革新的嘗試。1993年除夕，鄧小平曾夸贊這一新區的設立，說“上海人民在1992年做出了別人不能做到的事情”。25年后，河北雄安新區的設立也同樣秉承了改革創新精神，再次為國家級新區的“創新”標簽做了代言。中國國際經濟交流中心首席研究員張燕生總結說，“雄安新區承載的使命就是創新。”
習近平強調，雄安新區千萬不能搞成工業集聚區，更不是傳統工業和房地產主導的集聚區，要在創新上下功夫，成為改革先行區。要堅持實施創新驅動發展戰略，把創新驅動作為雄安新區發展的基點，加快制度創新、科技創新，完善創新創業環境，積極吸納和集聚京津及全國創新要素資源，通過集聚科研院所和發展高端高新產業，打造一批高水平的創新創業載體，吸引高新技術企業集聚，建設集技術研發和轉移交易、成果孵化轉化、產城融合的創新引領區和綜合改革試驗區，打造京津冀體制機制高地和協同創新重要平臺。
而通過雄安新區的創新發展，還可以集聚京津冀乃至全國以及國際創新要素和資源，從而將打造出具有世界影響力、國內領先的科技新城，培育經濟發展新亮點。其在體制機制上的創新，也將為全國其他地區作出表率和示范。
從浦東到雄安，國家級新區的新未來，值得期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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